允许摆地摊,对一个社会有多重要?

发布时间:2020-06-04 相关聚合阅读:

原标题:允许摆地摊,对一个社会有多重要?

作者:燕之敖

来源:骚客文艺

5月28日央视发布了一条消息: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,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,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、马路市场、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,促进恢复经济社会秩序、满足群众生活需要。

图源:微博@央视新闻

面对这条新闻,内心感慨良多。第一时间在我眼前不断闪回的是一份的辩护词:

还记得吗?2006年8月11日下午,退伍士兵崔英杰推着三轮车,在中关村科贸电子商城北侧路边卖烤肠。当遭遇城管执法收缴他的三轮车时,崔英杰挥刀刺死了海淀城管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。

上面所引用的就是当时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所写的辩护词。

崔英杰

回望那几年,小贩和城管之间的流血冲突时常见诸报端,绵绵不绝。摆摊求生的底层国民和禁止摆摊的城市管理之间的矛盾,吞噬了更多的生命。

贩夫走卒,引车卖浆,当然是古已有之的职业。也是历朝历代人们维持生活的一个成本最低的手段。而努力活下去,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。

很多历史上的牛人,也都是小摊贩出身。桃园结义的三人,刘备是挑着担子卖草鞋的小贩,关羽是推车卖枣子的小贩,张飞是卖猪肉的小贩。

元末张士诚是卖私盐的小贩,民国总统曹锟是卖布的小贩,金马影帝梁家辉出演《火烧圆明园》《垂帘听政》之后被封杀无戏可拍,也是靠在铜锣湾摆摊卖饰品,做小贩来维持生计。

不说过往,如今疫情之下,许多企业纷纷裁员乃至倒闭,刺眼的“失业”虽然被换上了“返乡创业”“长期放假”等等不那么刺眼的表达方式,但仍然改变不了失业或者说失去收入的本质。

而从国民收入来看,无法承受失业的人群远远大于想象。

5月28日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说出了一个非常刺目的数字:6亿中国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。在一个中等城市,连租房子都不够。

试想一下,如果每月可怜的1000元都没有了,这6亿人该怎么活?

其实,对于摆摊经营的合理性,根本不需要去追溯其历史源流,现实仍然历历在目——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允许摆摊开始的,之前不允许的时候有个专项罪名,叫“投机倒把罪”。低买高卖,未经国家规定的渠道出售物品就是犯罪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,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城之后,因为无法安置就业,很多人就开始摆摊卖货,当时还有一个略带贬义的称呼:倒爷。

所谓“倒”就是倒买倒卖,翻译成现在人能听懂的话,就是再正常不过的商品交易。改开之后最早富裕起来的人,基本都有过摆摊的经历。当时对于摆摊也有专门的词儿,北京话叫“练摊儿”。不夸张地说,市场经济就是由这些摊贩们的汗水建立起来的。

在规模企业不够发达的时候,个体经济吸纳就业的作用非常明显。李克强说,新生的零工经济容纳了2亿人就业。

实际上,所谓“零工经济”也不过是在互联网条件下披上的新外衣而已——即便售卖的是知识和服务,本质也还是没有固定经营场所工商执照的个体摊贩而已。

最近有新闻报道称,成都允许摆地摊后仅仅两个月,就增加了8万个就业岗位。在成都之后,浙江等多个省市也纷纷开始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,鼓励灵活就业;个体摊贩也可以享受社会保险补贴,还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。

这些措施无疑是在为摆摊松绑,让国民可以更灵活地利用城市资源来实现就业,至少是解决了最基本的生计问题。

占道摆摊一直以来都在城市管理的对立面,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,很多时候让人很不解,他们对于干净整洁有着迷之爱好——街道上不能有流动摊贩,临街的店铺招牌必须统一字体大小颜色,马路上的灰尘每平方米不能超过5克……

须知,城市是为生存于其中的市民服务的,而非市民要为了城市的光鲜亮丽而生活无着。城市固然需要洁净养眼,更需要有丰富的购买消费等商业行为充盈其间,这种烟火气才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。

没有喧闹人潮的城市,只能是一堆死气沉沉的瓦砾。

占道摆摊的坏处,不外乎噪音、卫生、堵路等问题,其实有关部门真要行动起来也很好解决。规范营业范围,规定营业时间,做好清洁工作,以服务而非管理的态度去面对,自然整洁有序,既活跃了经济,解决了就业,又维护了城市清洁,还可提升税收收入。何乐而不为?

总不由自主想起鲁迅的那句话:“中国太难改变了,即使搬动一张桌子,改装一个火炉……”

街路形象是城市的面子,繁茂的微观经济生活是里子。面子固然重要,但里子更具备决定性。放开占道摆摊,要给这种务实的举措点个赞。

而这,才是真正的有里有面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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